《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与北朝的《木兰诗》并称为“乐府双璧”。但有个问题文文始终没想明白，大家知道《孔雀东南飞》中的第一句,为什么不说成孔雀向西或其他方向飞吗?

　　孔雀为何东南飞?

　　在所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探寻的观点中,最为流行的当属“意义虚化说”。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有很多方位名词的意义是虚化的,没有什么具体的实指。例如,“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一句,并不是说北山就一定不可以放马;

　　柳宗元《捕蛇者说》中的“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这里的“东西”和“南北”只是虚指一个方向,可以被解释为“到处、处处”等等。因此,自古以来有很多人认为“孔雀东南飞”中的方位名词在意思上没有什么具体所指,其意义是虚化的。

　　不过,细思之下,“意义虚化说”也缺乏绝对的说服力,原因有二:第一,这种观点虽然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但再三斟酌之后,总感觉其还是缺乏一种彻底的说服力,总感觉在简单的文字背后还有一些尚未被捕捉到的信息。因为,“意义虚化说”只能证明使用“东南”这一方位词的或然性,却不能证明其必然性。

　　第二,在汉乐府民歌中,并不是所有的方位名词都可以用“意义虚化说”来进行解释。例如,《东门行》中的“出东门,不顾归”。中国古代居民在选择房屋的朝向时一般多取坐北朝南、“负阴抱阳”的格局,之所以如此,除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之外,也与日照、风向等自然条件有关。但不知为何,这句诗中所体现出的建筑格局却是朝东的。因此,“意义虚化说”在解释这些诗句时是缺乏绝对的说服力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那么，对于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的诗句中的方位名词,究竟应如何进行理解呢?

　　近来,也曾有人从地理位置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者认为,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故事发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小吏港。而小吏港又名小市港,因《孔雀东南飞》中的“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而得名。同时,他们还考证出焦仲卿家位于小吏港河对岸的焦家坂(今属潜山县),刘兰芝家则位于小吏港东大约半里处的刘家山村。从地理位置上看,刘家正好位于焦家的东南方向。因此,焦仲卿最后在诗中才会“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面向东南而死,而且正好与作品开篇的“孔雀东南飞”相呼应。

　　这种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理有据,但细思之下,总觉有些牵强。因焦仲卿是“小吏”,此地就叫“小吏港”,实在有些不可思议!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孔雀东南飞”中的“孔雀”单指焦仲卿一人,而不是指焦仲卿和刘兰芝两人呢?再有,这些地名最早出现于何时?《孔雀东南飞》这一故事的形成年代与这些地名的最早出现之间是否有着合理的先后顺序?对于众多诸如此类的问题,此观点的提出者均未给出较为合理而明确的解释。

　　到目前为止,也有一些研究者的观点为我们最终揭示出这些方位名词的真正含义提供了不少启示。例如,叶嘉莹教授在《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中分析《古诗十九首》之五“西北有高楼”时提出了一个相当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中国旧诗有一个传统:它的文字本身往往就能引起人向某一个方面的联想。

　　它的开头第一句‘西北有高楼’,就把人引向一种脱离世俗的高寒境界。因为,中国在地理形势上是西北高、东南低,西北是寒冷的,东南是温暖的。所以在中国的旧诗里,一提到北方或西北,就给人一种高峻、寒冷的感觉……”叶教授的解释说明,“东南”之所以给人以温暖之感,是因为地理形势上的原因。

　　另外,也曾有研究者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中国人常常喜欢把“西北”与贫寒、不幸联系在一起,用“喝西北风”之类的话来表现贫穷之境、凄凉之感;与此相反,我们也可以用“东南”来象征美好幸福、充满希望之地。

　　孔雀东南飞和五行也有关系吗?

　　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里,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和变化所构成。同时,阴阳五行家们还以五行与五方、五色、五季、五味等相配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其中,对于五行与五位、五季的相配,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其搭配结果如下:

　　五行:木、火、土、金、水;

　　五位:东、南、中、西、北;

　　五季:春、夏、长夏、秋、冬。

　　但是,本文的这种理解也强调其在创作上运用了民歌中常用的托物起兴的手法,也认为其是全诗的起兴之句,具有摄提全篇的作用。虽与前人的诸多理解略有不同,但并没有根本上的冲突,同样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并且,前后两种解释之间还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正是由于二人依依不舍,才会选择共同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爱情的自由;但正是因为要以自我的健康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对爱情的忠贞,两个年轻的生命才会对人世有如此强烈的留恋,才会如此地徘徊顾恋。

　　所以,如果把两种解释结合起来,不但不会产生冲突,而且可以使这两句诗更加毫无疑问地成为整篇作品的起兴之句,更加鲜明地起到摄提全篇的作用。因此,本文对“东南”一词所做的文化性理解是完全可以成立的。